雷霁霖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一、历史回顾
我所是国内最早开展海水鱼类增养殖研究的研究单位之一，始于上世纪50年代初，首先进行梭鱼养殖研究。建国初期，我国沿海农村经济十分落后，急待振兴渔业生产改变贫穷面貌。我所鱼类组于1953年开始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走出科研院所，深入偏远渔村，长期蹲点于河北、天津和山东等省、市沿海地区开展科学实验。尽管当时沿海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差，研究手段又十分简陋(当时号称三大件的科研仪器只有普通显微镜、米尺和天平)，但是科研人员都能不畏艰苦，长期坚持蹲点农村，乐此不疲地开展梭鱼养殖研究工作，历时长达10年之久。
1958年以前，黄、渤海区的渔业生产是以捕捞业为主，海水养殖刚刚起步，品种少，面积小，产量和产值微不足道。建国以后，由于捕捞能力的迅速扩大，致使一些经济品种的产量有下降趋势，但是总体来看当时大海给予渔民的恩惠还是比较丰厚的，所以危机感不大，发展养殖业的呼声尚不高。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产生紧迫感，遂向主管部门积极建议：要发展农村经济，只依靠捕捞业不行，应该广开生产门路，大力发展沿海的养殖业，充分分流土地上的劳力，才是使农村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为此，围绕着未来的渔业道路如何走下去这一主题，引发了一场“养捕之争”的大辩论。最后由国家出台“以捕为主，养捕并举”的方针才使辩论告一段落。50年代末的这场大辩论，应该说给我国后来的水产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当时“养捕并举”的提法，无疑对海水养殖向产业化迈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之获得了全新的发展良机，成为一次历史性的重要转折。我所以此为契机，开创了以鱼类增养殖为发展目标的科学实验新阶段。
1957年，我所与苏联合作，率先在莱州湾开展海产鱼类早期发育与人工培苗研究，获得了十多种经济鱼类早期发育形态学和生态学资料（载入中苏合作研究文献中），并为1958年开始的“全国性海鱼孵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为了改善科研条件、加快提高研究水平，我们深刻认识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道理，把建设水产养殖实验基地的任务放到重要位置上来抓。于1959年末，雷霁霖等奉所领导指示奔赴当时的日照县石臼所镇勘探选址，筹建鱼类实验基地。在水产部、山东省水产厅和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国家投入巨额资金，高速建成堪称当时亚洲一流的石臼所试验基地。基地运转初期，在鱼、虾、贝类育苗与养殖的早期研究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6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实验基地是一个水产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但是好景不长，因“文革”期间体制发生变化，而将该基地无偿交付给当地政府管理，原址改名为日照县水产研究所（现名日照市水产研究所）。我所失去石臼基地后，给联系生产实际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70年代初，因研究工作需要，在水产部的支持下，拟将原太平角实验站改扩建为功能齐全、设备先进的综合实验基地。经过3年的勘察设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后因资金长期不能到位，工期一再拖延，青岛市规划局对原安排方案又作了改变，致使这一久盼的项目被迫取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为我们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所广大科技工作者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满怀激情地投入新的科研工作。但是陷入没有实验基地之苦，许多研究工作难以进行。1978～1979年间，我们只好借用水族馆的简陋设施开展黑鲷和牙鲆的育苗研究，获得成功带来喜悦，激励我们要继续为新基地建设而努力奋斗。
1979年底至1980年初，我所鱼类组在青岛市科委的支持下，组成专门技术队伍，前往胶南县积米崖筹建鱼类实验基地。当时由我所出面先后从部、省、市、所四方面筹措资金达60余万元，在短短一年内建成并投产。该基地建成后，因管理体制问题，原由我所与青岛市科委合作，后改变为胶南县水产局管理，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胶南县水产研究所。在胶南期间，我所鱼类组面临管理上的许多困难，但我们不畏艰辛，坚持团结奋战，不断清除前进中的障碍，充分利用积米崖优越的海况条件和基地配套的硬件设施，连续开展包括真鲷、黑鲷、牙鲆、河鲀、黑鲷、斜带髭鲷、花尾胡椒鲷、尼罗罗非鱼等多种鱼类的工厂化育苗、网箱养殖、池塘养殖和放流增殖研究工作。接连突破了多种优质品种的工厂化苗种生产难关，率先在我国北方地区，完成了较规范的鱼类工厂化育苗系列生产工艺，使我所乃至全国的海水鱼类育苗技术迅速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肉食性鱼类的网箱养殖和池塘混养方面也为北方开辟了一个成功的先例。在胶南的6年间，我们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还锻炼和造就了一支训练有素的科研队伍，并为当地培养了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和大学毕业实习生。
1987～1988年间，我所应天津市水产养殖公司邀请前往下属的大华综合养殖场，合作进行黄姑鱼和梭子蟹的工厂化育苗研究，并进行了对虾育苗的咨询服务。我们圆满完成了上述3项任务，尤其黄姑鱼工厂化育苗研究的成功，声震津门，当地媒体作了详细报道。1988～1989年间，我们又应邀赴广东大亚湾进行南海真鲷冬季苗种生产试验，一举获得成功，打开了南海真鲷生产性育苗的新局面。当年生产的真鲷苗全部直销香港再转销至台湾和日本。我们在天津和广东结合生产实际开展的研究工作，不仅使自身技术经受了不同地域条件的检验、技术队伍得到锻冻，又向南北方的养殖界同行传授了人工育苗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同时也为海水鱼类人工苗种直接进入商业流通领域，做好了舆论上和技术上的准备。
对于热心从事海水养殖的科研人员来说，实验基地和科学仪器同样重要，它们都是研究所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和条件。我所鱼类组在连续3次痛失基地之后，一直在盼望和寻找重建基地的良机。1988年8月份，雷霁霖以北戴河中心实验站科学顾问的身分，参加赴日招标，获得与日本海外渔业协力财团接触的良机，通过积极工作，争取到中日合作“真鲷增殖”项目和在青岛市小麦岛建立实验基地的计划。全部设施、器材、仪器均由日本财团无偿援助(总计日方投资达45亿日元)，日方还派遣2名专家前来青岛合作研究。1991～1993年间的中日合作项目，彻底改变了麦岛基地的面貌，软硬件设施和装备均达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国际先进水平，其研究成果也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
为了改变我国北方海水鱼类养殖周期长、越冬困难等方面的致命弱点，雷霁霖把目光投向欧洲，努力寻求耐低温而又生长速度快的品种。为此目的，曾于1980年和1991年两次赴英考察学习。在英国朋友Howell博士的大力帮助下，实现了欧洲冷温性品种——大菱鲆引进我国的愿望。分别于1992年和1994年两次引进大菱鲆苗，落户青岛、威海和蓬莱，然后传播至整个北方沿海，形成一个巨大的海水鱼类养殖产业。
忆往昔，我所鱼类组在漫长的科研实践中，走过了许多崎岖不平的道路，冲破了重重艰难险阻，付出了巨大代价，才使我们这支队伍得以逐步壮大起来，思想渐渐成熟起来。成长的经历使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除了出自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外，与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紧密结合的指导方针分不开。
二、研究进展
（一）人工繁殖技术研究
海产鱼类的人工繁育是发展增养殖的前提和物质基础。我所是国内最早涉足这方面研究的单位之一。50年代初期至中期，我们开始梭鱼的人工繁殖技术研究，首先对黄渤海区的梭鱼繁殖习性作了深入调查，进而对港养和池养梭鱼的性腺发育进行了观察研究。在取得大量繁殖生物学和生态学资料的基础上，于60年代初，在石臼所基地湾口处，专门设计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潮汐环流池(约26亩)，率先在国内采用工程技术措施，模拟河口区的梭鱼栖息环境，利用潮汐涨落形成的位差驱动池水环流，达到流水刺激和满足亲鱼生理、生态要求的效果，于1963～1964年连续2年获得梭亲鱼在人工潮汐池内自然产卵受精成功的最早记录。为以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全国梭鱼全人工繁殖技术的突破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人工育苗方面：从50年代末开始，我们在自然繁殖期，捕捞天然成熟的亲鱼做人工授精进行培苗试验。1957年春，在山东莱州湾参加了中苏合作的仔幼鱼调查；从1958年又投入到全国性的“海鱼孵化运动”之中，对鲆、鲽、鲷、石首鱼类、带鱼、颌针鱼、鱵鱼、斑鰶、青鳞鱼、黑鲪、罗非鱼、梭鱼等10多种经济鱼类的早期发育和仔稚幼鱼培育进行了探索，收集了大量个体发育形态学和生态学资料。其中以梭鱼的工作做得最为详细，育苗方面有“梭鱼人工育苗的研究”一文发表于《海洋水产研究资料》，农业出版社，1965；个体发育方面有“梭鱼胚胎和仔、稚、幼鱼发育的研究”一文发表于《海洋学报》1979，vol.1，No.1。梭鱼形态学和生态学研究结果，可以作为海产硬骨鱼类浮性卵发育的代表，而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因此可以说，以梭鱼为代表的10多种经济鱼类的研究结果，为我国海产鱼类人工育苗系列技术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人工育苗的关键技术，除了探索亲鱼产卵外，活饵料的大量培养和供应技术也是重要的系列技术之一。早在1935年，挪威学者罗列夫逊教授，首先使用卤虫无节幼体养活一种鲽的仔幼鱼，启发了我们对盐田生物学的研究兴趣，以求国内能够自力更生解决卤虫卵的供应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所与中科院海洋所的张孝威教授合作，对青岛、塘沽和营口等地盐场进行普查，采集休眠卵进行研究，“卤虫形态习性的初步观察”一文发表于《海洋水产研究》1980，No.1，为我国开展重要饵料生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上世纪50～60年代，国际上十分重视鱼苗开口饵料研究，其原因是大多数浮性卵仔鱼的口裂都很小，开口后如无大量适口饵料的存在便会造成仔鱼大批死亡，而导致育苗工作的失败。早期阶段的试验，大家都习惯于使用牡蛎、贻贝等贝类幼体作为开口饵料，但存在着繁殖的同步性差、大量来源和营养不足等原因而被逐步淘汰。60年代中，我所和日本几乎同时完成了轮虫的筛选、保种和高密度培养技术研究，从此轮虫作为一种理想的鱼苗开口活饵料而一直被沿用至今。但是轮虫和卤虫一样本身的高度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很低，长期投喂会造成鱼苗大批死亡。为此，我所从上世纪70至80年代，一直进行轮虫高密度分批培养和营养强化(利用小球藻和鱼油)等应用技术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功，为全国人工育苗综合实力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至此，我所于80年代初，率先在全国构筑完成工厂化育苗的系列技术。此后，我国海水鱼类培育技术突飞猛进，育苗的数量与质量得以大幅度提高，真鲷、黑鲷、河鲀、牙鲆等鱼类的年育苗量均达20～30万尾的生产水平；在天津进行的黄姑鱼年育苗量已达56万尾；在广东大亚湾进行的南海真鲷冬季育苗中，对亲鱼催产和利用水温上升期加速鱼苗生长两方面均获得了新的突破，并开创了“北卵南育”(由日本奄美岛至大亚湾)的先例。此外，在山东胶南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斜带髭鲷和花尾胡椒鲷等暖温性名贵鱼类人工育苗尝试，亦获得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进入90年代，我所首先在国内突破了红鳍东方鲀的工厂化育苗技术研究；利用中日合作先进的育苗设施进行了真鲷苗种的规范化生产，连续3年产苗量均逾百万尾，单位水体出苗率达l万尾／m3，育苗成活率达60％以上。至此，真鲷育苗技术经中日双方权威专家评估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真鲷人工苗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开创了“北苗南运”，有力地支援了南方网箱养殖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目前，我所的鱼类繁殖研究工作已经逐步转向深入，表现在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研究紧密结合的特征。最近十多年来，我所已经承担了国家科委下达的攀登B——生物优抗项目，主攻真鲷、牙鲆育苗与养成的关键技术基础研究，取得了促生长剂的筛选与应用、真鲷幼鱼能量代谢和温度、盐度对苗种发育与越冬的影响等研究结果；与中科院海洋所合作承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人工调节活饵料营养要素含量对黑鲷仔稚鱼生长存活的影响，亦取得良好成果，并已发表了多篇营养方面的专题沦文。1996年以来，我们又承担了“九五”农业部重点 “大菱鲆引进与苗种生产技术的研究”、“大菱鲆营养与饲料”、“大菱鲆工厂化养殖主要疾病的病原学研究”以及其它养殖品种的种质资源分子标记、疾病防治、养殖模式、性别控制、工厂化养殖、海水净化、“863”平台建设、支撑计划和大菱鲆品种选育等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全国进行过人工育苗的海水鱼类已逾80种，我所累计进行过19个属25种，其中真鲷、黑鲷、牙鲆、大菱鲆、梭鱼、假睛东方鲀、红鳍东方鲀、黄姑鱼、半滑舌鳎、塞内加尔鳎、漠斑牙鲆等11种已被广泛应用于生产，并且产生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近年我们正在进行圆斑星鲽、条斑星鲽、江鲽等鲽类人工育苗研究，又相继引进了一批优质良种如大西洋牙鲆、条石鲷等进行试验推广。
二、人工养殖技术研究
上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的10多年间，我们对梭鱼进行了生长、食性(梭鱼摄食习性的探讨《海洋水产研究资料》农业出版社1965)、池塘施肥养殖、港湾施肥养殖等方面的研究。总结了群众养殖经验、建立起养殖规范，对当时北方沿海港养生产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1982～1984年，在胶南积米崖湾进行了真鲷、黑鲷和多种河鲀（假睛东方鲀、红鳍东方鲀、黄鳍东方鲀和铅点东方鲀）的网箱养殖试验，还进行了室外海水池塘的黑鲷与罗非鱼混养试验，连续2年亩产罗非鱼达400～800kg；越冬黑鲷鱼种混养5个月，个体可达05～075kg。此外，多年来还对各地群众的养殖生产，包括池塘养殖河鲀、鲈鱼、真鲷、黑鲷等；网箱养殖真鲷、黑鲷、鲈鱼、石斑鱼、黑鲪、六线鱼和工厂化养殖牙鲆、石蝶等进行了现场指导。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海水工厂养鱼首先在山东半岛沿岸悄然兴起。最初由日、韩牙鲆养殖方式的启迪而使我们步入海水工厂化养殖领域。1992年从欧洲引进大菱鲆（多宝鱼）以来，良种优势又将这一集约化生产方式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随着大菱鲆一年多茬育苗关键技术的突破和符合国情的“温室大棚+深井海水”工厂化养殖模式的创建，大菱鲆养殖首先在山东沿海异军突起，并迅速传播至整个北方沿海，成为全国海水良种养殖的典范和产业开发的样板，并被誉为海水养殖界观念和模式更新的里程碑。由它产生的辐射效应创造了年产量达5万多吨，年产值逾45亿元的巨大社会价值，对我国第四次海水养殖产业浪潮的兴起、激发海水养殖的不断创新发展和引导渔农民转产就业、致富奔小康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到目前为止，在大菱鲆养殖的引领下，我国沿海已拥有引进和国产的鲆鲽类天然良种13个，为今后产业进一步提升、发展贮备了雄厚的种质资源。现在，我国北方沿海以大菱鲆、牙鲆为主体的鲆鲽类工厂化养殖产业格局和研发梯队业已形成，并在国际学术界和产业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引领了我国海水养殖第四次产业浪潮的兴起，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南北接力”、“工厂与网箱接力”等养殖模式在我国沿海的空前发展。
三、 人工增殖技术研究
我国的海水鱼类增殖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起步。我所分两个阶段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第一阶段，1981～1984年。在山东胶南县积米崖湾内外进行了以黑鲷、牙鲆和真鲷人工苗为主体的标志放流试验。黑鲷放流规格为全长13cm以上，标志数量3875尾，实际回收标志鱼22尾，统计回捕率为56‰；牙鲆放流规格为全长103～238cm，标志数量4552尾，未见回捕。上述2种鱼苗所用标志物均为棕红、大红、粉红、乳白和枪标用平头牌等五种规格的塑料标牌；采用维尼纶线和银丝系牌，完全手工操作。每年每种鱼的放流总数(包括标志和无标志鱼)累计都超过10万尾。我所还在1983和1984年分别放流过无标志真鲷苗(规格10 cm左右)约1万尾；放流无标志假睛东方鲀苗(规格3～8 cm)24万尾。本阶段的放流增殖试验属于初期尝试阶段，目的是使我们的育苗、育种和中间培育技术得到检验，也为系列放流增殖技术得到积累和演练。
第二阶段，正规的标志放流试验是从承担国家“八五”重点攻关项目开始进行的。与此同时获得了与日本国海外渔业协力财团合作研究的机会，全部育苗、中间培育设施和标志放流技术均由日本无偿提供，日方还派遣2名专家连续3年（1991～1993）在青岛小麦岛合作研究，每年放流真鲷人工苗15万尾（包括标志鱼3万尾）；1991～1993年标志鱼的回捕率达到6 8‰。首次在国内形成了真鲷苗种生产—中间培育—标志放流—跟踪回捕规范化的系列生产工艺。该项目经中日双方权威专家的评估和国家科委的验收、鉴定，一致确认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四、新品种引进研究
欧洲大菱鲆的引进，是我所近20年来最重要的引种项目。该品种性格温驯、适应低水温生活、肉质爽滑、胶质丰富，是国际上公认的养殖良种和优质食用鱼类。引进前经过11年的调研，两次赴英考察学习，确认其符合我国北方沿海的养殖环境，在英国学者Howell博士和West先生的帮助下，于1992年引进我国。1993年“大菱鲆引进”列入国家科委和省科委的重点项目。我们首先在青岛和威海进行了引种驯化和亲鱼培育试验。实验证明，大菱鲆很适合于山东半岛沿岸生长，年生长率可达1kg。经过7年攻关，我们突破了光、温调控技术促使亲鱼达到分批成熟产卵和实现年周期内多茬育苗的良好效果。“九五”和“十五”期间，“大菱鲆苗种生产和养殖模式研究”又被列入农业部引进办和渔业局重点研究项目，同时列入国家“863”的支撑平台项目和“疾病防治”以及“营养饲料”等项目进行多方位的深入研究。此外，我所还在国家、省、市、科委的支持下，引进并承担了美国条纹鲈、漠斑牙鲆、条石鲷等新品种研究项目；“十一五”我们又承担了“863”七带石斑、圆斑星鲽、条斑星鲽和苏眉等名贵品种的研发项目。为繁荣我国的海水鱼类养殖事业，而不懈努力，争取做出新贡献。
五、发展方向
回顾我所鱼类研究走过的艰苦历程说明：早期阶段，侧重于实用技术研究，有较大的广度；中期阶段，有理论上的提升和综合技术的积累；近期阶段，开始向较深层次的研究方向拓展。为了不断提高我们自身的理论水平、增加现代高新技术含量，以便促进我国海水鱼类增养殖事业向更加健康、更加深入的方向发展，深感今后应当特别重视如下几方面的研究工作。
1．遗传育种：遗传育种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外养殖研究中特别受重视的研究领域，它既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基础学科又是当前应用领域的前沿学科。今后我们应当着重在“种”字上下功夫，首先要坚持提高苗种质量、保持良种优势；大力开展杂交育种和三倍体不育利用的研究；不断选育适应性强、生长快、抗逆、抗病力强的杂交种；逐步淘汰适应性差、生长缓慢的养殖品种；性别控制技术的研究意义很大，如实现牙鲆的雌性化养殖约可提高产量的50％，研究半滑舌鳎的性控和实现其全雌化育种，则意义更加重大；核移植和细胞融合研究，目前虽未达实用化，但作为研究鱼类细胞学遗传育种无疑是一条新途径；基因工程研究，可利用基因重组或基因转移技术按需研究新品种的培育。大菱鲆和牙鲆已是北方沿海鱼类养殖的主产业和主养品种，所以在品种改良和新品种培育方面显得尤为迫切，应该放到最优先的议程上来做。
2．引种驯化：引进国外适于我国养殖的良种是发展我国鱼类养殖的一条捷径。目前我所已经引进了大菱鲆、漠斑牙鲆等多个良种，并已在生产上发挥了良好作用，所以今后引进其他适养优良品种，调整和优化养殖产业结构，使之充分发挥良种的引领作用仍然不可忽视。
3．工厂化养鱼：这是本世纪应当大力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为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养鱼系统，今后务必下大力气开展包括养殖生物学、养殖生理学、鱼类营养学、养殖工程学、环境生态学、自动控制学等全方位的研究，以期创造最佳循环系统养鱼条件，稳定提高育苗和养成的产量与质量，并实现半自动化或全自动化管理，使我国的水产养殖实现由传统的农业式向工业化养殖的根本转变。
4．配合饲料研究：我国海水鱼类的营养与饲料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基础不足，至今尚未形成品牌化、国产化的系列专用饲料。为了发展养鱼工业，今后当特别重视组织力量开展防病、促生长、节能、环保型的系列专用饲料研制，并早日实现国产化生产。
5．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节能越冬技术的研究：这对我国北方的养殖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鱼类养殖是耗能多的产业，目前余热和地热利用比较普遍，但很受地域限制，所以必须开发新能源和开展节能技术研究，同时实施“海陆接力养殖”，合理配置、利用天然能源的模式也应积极推广。
6．鱼病及渔药研究：鱼病蔓延已对当前工厂化、网箱和池塘养鱼构成巨大威胁，为使各种模式的养鱼产业都能顺利运行，因此必须把鱼病和渔药研究提到重要议程上来抓，尤其在无病原苗种培育和细菌性与病毒性疫苗的研制方面更应该下大力气尽快上马，卓有成效地抓出实用效果。
7．放流增殖研究：这方面我们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初做了多年工作，打了较好基础，在真鲷、黑鲷、牙鲆、梭鱼、河鲀等鱼种的放流、增殖技术上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基本上形成了配套技术。今后应当筛选增殖效果好的品种继续深入研究，尤其在标志技术、跟踪回捕和放流管理、与人工渔礁相结合等方面的研究应当下大力气，以加速我国鱼类增殖事业的深入发展。
8．海上网箱养殖：我国近岸、内湾小型网箱养鱼已经相当发达，为了保护岸带环境免受污染和提高抗台风能力，今后应当大力发展抗台风的大型网箱的设计与应用，将网箱养鱼由内湾推向开阔水域，研制大型可升降式网箱和远程遥控、柔性防浪堤等安全配套设备与设施是今后发展方向。
9．养鱼产品加工业：目前国内的消费市场仅有活鱼上市一种模式，所以容易造成养殖产品过剩积压。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同时也为了扩大国内外销售渠道，应当积极开辟加工产品上市。
10．宏观软科学研究：随着养鱼产业的迅速扩大和发展，开展市场、经济、法规、健康养殖、食品安全、产品交易、人员培训、产权资格、宏观控制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命题，都应该介入海水养鱼产业的研究范围，以利于产业的蓬勃发展。 |
